王国维真的是因为“妻妾出轨”蒙羞而死吗？

十七年家国久魂销，犹余剩水残山，留与累臣供一死。五千卷牙签新手触，待检玄文奇字，谬承遗命倍伤神。这副哀婉凄绝的对联，是陈寅恪在王国维沉湖而死后写的。联中饱含情感，但也是一种观点，关乎王国维的死因。时人多为赞誉此联，其中王国维的亲家兼好友罗振玉更是夸大，说此联“辞理并茂，为哀挽诸作之冠，足与观堂集中《颐和园》《蜀道难》诸篇比美；忠慤以后学术所寄，端在吾公矣。”此处的《蜀道难》，并非李白之《蜀道难》，是王国维所作《蜀道难》，收录于王国维《观堂集》中，王国维晚号观堂。李白《蜀道难》是真感慨蜀山栈道险峻行难，王国维《蜀道难》则哀挽亡友、慨叹世事之难，并蕴家国时局之悲，其中有几句，极为沉痛悲切：“首在荆南身在蜀，归魂日夜西山麓。千里空驰江上心，一时已抉城门目。可怜萧瑟满江潭，无限江南与汉南。莫向翠微旧山色，西风落木归来庵。”忠慤，指的是王国维，为溥仪赠给王国维的谥号。罗振玉的夸赞，未必全出于本心，以一联而赞陈寅恪是王国维之后的唯一学术栋梁，有讨好之嫌。因为王国维的死，流传中是与这位罗振玉有关的。王国维是自己沉湖而死的，一个人要去死，是需要下决心，是有原因的。而王国维纵身一投，便没人知道真正原因了。这给后世留下了无数臆测，其中一种臆测便与罗振玉有关。罗振玉的人品确实不怎么样。他于清末奉召入京，任学部二等谘议官，后补参事官，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。他一次身份，举荐王国维见“天颜”。辛亥革命时又携王国维避居日本，于王国维生活上帮助甚多。后入值溥仪南书房，并参与策划成立伪满洲国、任伪职。王国维恰如鲁迅所说，确实是个“老实人”，老实到像火腿一般。他为何对罗振玉服服帖帖呢？就是因为这种老实，记恩记情。这人记恩记情到什么程度呢？据溥仪的说法，王国维求学时代十分清苦，罗振玉给了他很多帮助。王国维在日本期间，几乎是靠着罗振玉生活的。王国维为了报答这种恩情，最初的几部著作，就以罗振玉的名字付梓问世。包括他在日本出版、轰动一时的《殷墟书契》，其实也是窃据了王国维的甲骨文研究成果。（按：见溥仪《我的前半生》。）如果此说为实，那么罗振玉现在仍被称为“甲骨四堂”之一，是站不住脚的。但这只是溥仪单方面之说，很难确实证明，加之溥仪也基本为道听途说。溥仪还说了另外一件事情，这事儿对罗振玉及后世影响都很大。溥仪的书虽然是60年代出版的，但内中很多说法应该是早就存在的。解放后的溥仪溥仪说，虽然后来罗振玉的女儿嫁给了王国维的儿子，两个人成了亲家，但罗振玉并没忘记债务，包括因他的推荐而让王国维接近“天颜”，也算作王国维欠了他的情分。所以，王国维事事听他的话。后来，罗振玉向王国维讨债，突然讨债的原因是，所谓的清廷内务大臣绍英托王国维替溥仪卖字画。罗振玉知道了此事，把字画从王国维手里要去了，而后卖掉，所得款项却不给王国维，作为王国维归还他的债款扣下了。王国维去向他索要，他却跟王国维算起旧账。绍英催促王国维，王国维无法答复，气愤已极，跳水自尽。据说王国维的遗书上“义无再辱”四字即指此而言。溥仪的身份特殊，名声很大，这种说法当然也影响最大，郭沫若后来又对溥仪的说法加以肯定，此说影响一发不可收拾。但溥仪纯粹道听途说，王国维也不至于如此。连溥仪自己都说他是听到的传说，而且还是在他“特赦后”才听到的。既然为传说，那时间相当久了。相信罗振玉也一定听过如此传闻。而坊间还有一种“逼债”传闻，就是王国维曾与罗振玉合作做生意，亏空巨大，欠下了巨债。所以，罗振玉当然第一个不同意王国维是因为他“逼债”而死或者因与他做生意而欠债致死了。罗振玉认为王国维是“殉清”而死，后世再加两字在“殉清”之上，即“愚忠殉清”。按照《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》的说法，王国维确实有为末清哀挽之意，甚至他在清华执教两年中，“时时以津园为念”，因为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后便住在此处，所以王国维每年春节都要去天津觐见这个已经不是皇上的皇上，并常为“有君无臣”而忧虑。蒋介石的北伐军北渡黄河、入主京师之后，蒋又杀了一批人，其中有一代名儒叶德辉、王葆心等。王国维甚为恐惧，但又不愿避居国外，常深夜枯坐居室流泪。连梁启超似乎都是这样认为的，他说“静安先生自杀的动机，如他遗嘱上所说：’五十之年，只欠一死，遭此世变，义无再辱。’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，本极深刻，最近的刺激，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、王葆心之被枪毙。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（学问却甚好），也可以说是自取有道，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，在乡里德望甚重，只因通信有’此间是地域’一语，卒致死地。静公深痛之，故效屈子沉渊，一瞑不复视……研究院学生皆痛哭失声，我之受刺激更不待言了。”可见梁启超认为叶德辉人品不咋样，做了坏事是自取其死，王葆心当时七十岁似乎因言语之祸致死。王国维只是沉痛，并非害怕。是真是假，难以为证。但1927年6月1日，王国维是一切正常的。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二届学生毕业，尚有典礼，后又有“师生叙别会”，王国维在列。参与者的回忆说，“座中先生为吾侪言蒙古杂事甚畅，其雍容淡雅之态，感人至深。”而后梁启超致辞，说：“吾院苟继续努力，必成国学重镇无疑。”王国维点头表示同意。其后王国维与众人作别一如平时，后随陈寅恪至南院陈宅，二人畅谈至傍晚。当晚，还在自己家中会见同学，谈笑一如往常。第二日早晨料理事务如常，并与同人谈及下学期招生事宜。其后就不正常了。王国维很奇怪地向事务员侯厚培借了五元钱，独自悄无声息地走出清华园，在校西门雇了一辆洋车到三里之外的颐和园，花六角钱买了一张门票，并嘱车夫原地等候。10时左右独自向院内走去。在颐和园内，王国维徘徊逡巡，闷不做声，后踱步至鱼藻轩前的昆明湖畔独立沉思，抽了一支烟，11时左右，怀揣剩余的四元四角钱和一张纸，纸上写着“五十之年，只欠一死，经此世变，义无再辱。我死后当草草棺殓，即行藳（gǎo）葬于清华茔地。”昆明湖鱼藻轩而后纵身一跃，沉入湖底。园丁们听闻声音，前往救援时，王国维头颅已经在淤泥之中，前后不过两分钟即气绝身亡，时年51岁。由遗书，我们可见的是王国维依然心系清华，即便死后，也要葬入清华茔地。而根据这个记录，他最后深谈之人，是陈寅恪。王国维遗书中还说“书籍可托陈、吴二先生处理”。陈，即陈寅恪。吾，即吴宓。此二人是王国维的知己好友。然则，王国维为何自杀，似乎陈寅恪最为清楚。而陈寅恪将此意，写在了那副对联纸上。十七年家国久魂销，犹余剩水残山，留与累臣供一死。五千卷牙签新手触，待检玄文奇字，谬承遗命倍伤神。其中“谬承遗命”，即王国维托陈、吾处理书籍。其他意思则很浅白，王国维念的是家国之难，剩水残山，而只能去玄文奇字中打发苦闷心情。则王国维之哀伤悲绝的，是文化之殇。这就是王国维死因之“自殉文化”说。虽然王国维死的离奇，说法甚嚣尘上，除了前述“殉情”、“逼债”之说，还有“妻妾出轨受辱”、“悲观哀时”等说。但我认为均不及陈寅恪之说可信。他说如可为者，王国维早可为之，溥仪被赶出紫禁城时，便可以殉清了，何必如此。妻妾出轨说，内容不详，可能是为死者讳，很少有人说，但因此而死，大可不必。王国维若仍是老思想，一妾出轨，自有处置，若还有些新思想，则也不至于寻死。王国维对时事确然悲观，但却只愿寻一清静地方研究学问，并非非死不可。他去清华之前，给他的朋友蒋汝藻写了一封信，其中说“数月以来，忧惶忙迫，殆无可语……现主人（指溥仪）在津，进退绰绰，所不足者钱而。然穷困至此，而中间派别意见排挤倾轧，乃与承平时无异。故弟上月中已决就清华学校之聘，全家亦拟迁往清华园，离此人海……重理旧业（指读书做学问）。”可见王国维并不因清廷完了而有多大悲伤，反倒对他们颇有讥讽之意，认为都穷困到这种地步了，这伙人还在勾心斗角排挤倾轧，实在是无趣。所以远离沸腾人海，而重理旧业。两年之后，却纵身一跃，沉入湖底，确实令人想不通。但事上的事情，令人想不到的多了去了。王国维所谓“五十之年，只欠一死”，那是对他一生的总结。一个人悲观活着之时，总会冒出什么时候应当去死的念头，王氏恰是如此。清华园的两年，书本之中，他依然看到了绝望，世事烦乱，家国俱废，自己实无可救之法，唯有一死。但自杀能救么？不能救，但可求一种抚慰。陈寅恪认为，王国维的死，是在当时混乱无序的时局和世风日下的现实中做出的近似“尸谏”的抗争，凡一种文化，值此衰落之时，为此文化所化之人，必感痛苦，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，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；殆既达极深之度，殆非出于自杀，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。’王国维的纪念碑上，陈寅恪写道：“思想不自由，毋宁死耳。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，夫岂庸鄙之敢望。”这虽然也算是陈寅恪的思想，但应该也是他与王国维相知相谈的共同认知。所以，感谢陈寅恪的同情和理解，是真正的“表哲人之奇节，诉真宰之茫茫”。不可否认的事实是，王国维一死，实为一代大师陨落，正如梁启超所说，王国维治学方法，极新极密，今年仅五十一岁，若再延寿十年，为中国学界发明，当不可限量。但世事往往令人慨叹惋惜，世上的事，世上的人，并都不会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好。现实能令人去做的，唯有陈寅恪那样的所为：敢将私谊哭斯人，文化神州丧一身。我们与王国维没有“私谊”，但读读他的书，也算是一种交情，也会发一声哀叹！作者：李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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